我于1968年下乡，近60年后的今天，知青上山下乡这段历史经历铸成了我们那代人心中永远难忘的情结。那青春、那时光，总是自已一生几岁光阴吧。不用修饰，不用夸张，只是平常，平静的自语和述说，将春耕秋忙的往事指沾一滴，弹于纸上，以释我不舍的乡土情缘。
1966年5月，中国开始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紧接着8月份出现了全国大串连，那年我初中还未毕业，学业就基本停顿；9月5日，中共中央发出通知，凡去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外地高校革命学生、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，要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。我所在的武冈文革中学（现名武冈十中）也组织了一批学生参加革命串连，带队老师说准备带我们去长沙取经。开始我们带着被子和生活用品，后来发现沿途有安排吃住，就暂寄放在当地。我们去了洪江、安江、韶山，沿途有一些男生思想品质不怎么纯洁，到哪里都拿东西。当时我们都是全程走路，大家的脚都起了血泡，后来我和几个女知青的脚严重地疼痛难忍，没办法只好转坐车“打道回府”，就没有去成心仪已久的省城长沙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算是前半辈子的一件憾事。
1968年11月1日，我插队下放来到新东公社新东大队第六生产队，投靠落户在我姑父家。第一天我们十多个人在公社报到，公社杨秘书热情的接待了我们，并告诉我们“来到了这里，就要安心和农民们打成一片，学习他们的农业技术，同时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到时候还要组织你们开座谈会。”
第二天，姑父和姑妈对我“约法三章”：政治上要高度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；劳动上虚心地向有经验的社员请教；生活上（含作风）要艰苦朴素，与同龄男性说话处事要注意“分寸”……他们对我订立的章法与爸妈对我的叮嘱是同一个“版本”呢！我一边听着，一边像鸡啄米似的不停地点头。
那时，姑父是生产队里会计，掌握着队里的“经济大权”，表哥去当兵了，我便和表嫂做伴，晚上一张床睡觉。姑父家里有很多旧报纸，就成了我的“精神粮食”，有空时我会翻看报纸，好文章我还抄写在《学习笔记本》里，早上和晚间也会拿广播筒给社员们读报纸新闻，参加文艺宣传队，在队里老乡结婚、老人祝寿时，给他们唱歌跳舞表演节目，“闹热闹热”，增加喜庆的气氛。
那个时候，每天早晨都要在我姑父家堂屋里的毛主席像前，做早请示、晚汇报。当时的口号是我们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在人民中间“生根开花”。
当时的主要农业劳动是挖红薯、种麦子、割牛草。在挖红薯时，记得天气有点冷，早晨地上有“白头霜”。我和表嫂以及其他社员一起去挖红薯，当时我也会使锄头，但也不算“通行”，高高地扬起锄头，一锄挖下去拉出来，红薯“开肠破肚”。队长告诉我说，红薯被挖烂了，下窑就不好保管，他要我把那藤蒂子去掉，待我把蒂子去掉后，结果满手都是那红薯的白色粘汁，不久变得像涂了黑油漆似的，一时洗也洗不掉。真的是，一双手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，令我不禁想哭。
挺有趣的是有一天，与女社员在事先挖好平整过的旱地里种麦子，工地上自找“对象”做搭档。于是，我主动找表嫂为伍，一个用锄头抽麦子行间，一个用手点播麦子种粒。我在抽行间时，根本不知道在窄狭之处要打“短脚”，再者没有把握好定力，打不直行间，姑妈见了，她板着脸说：“莲妹子，人长得乖乖态态（漂亮），抽起麦子行却弯弯曲曲像条龙！”。一时弄得我十分尴尬。我只好与表嫂交换了角色，来点播麦子种粒。
常言道：“熟能生巧”。凡事熟练了事，就能找到窍门。抽不直麦子行间，我很不服输，不甘示弱。记得那天中午，我草草地吃了几口饭，便背着锄头在姑父家屋门前的禾堂坪里反复比试。下午，我执意地要握锄抽麦子行，比起上午事半功倍，行距适中，行子被我抽得笔直。其时，姑妈走过来满脸露着笑容夸奖道：“莲妹子，还是你咯个有文化知识的人，接受能力强！”。这次，我好像是为姑妈争光似的，晚上姑妈在做饭菜时，还特意地“奖励”了我2个荷包蛋。
1969年9月，我转到我母亲和妹妹的下放点，也是父亲的籍贯地——头堂乡白羊村景福亭生产队。在那里种稻田和麦子，在山坡地开荒种玉米、葵花籽。我做为女劳动力一天挣5个工分，男劳动力一天挣10个工分，10分才算一个劳动日。由于我家族的成分是小商，大家庭成员在队上也多吃了些苦头。
1970年，我去参加了三线建设，在新晃会战湘西铁路。那个年代，我们修铁路，是用人工一担一担的把线路的土移走，最终移走了一座一座山丘；路基是人工一锤一锤的压紧的，一边喊号子一边用台锤打。在三线的时候，我发了一次病，就是胃痛得不得了，整个人在床上打滚，一只手按住胃部，整个人都在发抖；后来，是同行的几个同志把我用担架抬到师部医院，给我注射了什么药，吃了几片药就感觉舒服了，好多了，不痛了。
1970年，我又参加了武冈威溪水库的修建。该水库是1965年10月动工，1973年1月基本完工的。我在那里呆了约半年，平时住在蔡家塘老百姓家里，一群知识青年打地铺睡觉。
我虽然离开了姑父家，姑父姑妈对我的关心不是女儿胜女儿，居然还“包办”起我的婚姻。姑父有一位姐姐嫁到城步威溪冲（后来因修建威溪水库被政府搬迁到武冈），生有三个儿子，个个聪明能干，知书达礼。长子当干部，次子做教师，三子在首都北京当兵。姑父反复权衡，我与其小外甥“门当户对”，十分般配。于是，他私下里约了二个大外甥来“考察”我。那天清早，姑父要我去他家吃饭，上午九时许，一位着中山装的“王干部”带着一名同事来找刘会计来谈“人事工作”，对我问这问那。后来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呀？怎么那位“王干部”，竟然是我对象的大哥呢！最后，才完全明白了姑父用心良苦。我与那位“兵哥哥”相恋一年后结为伉俪。
婚后，我在生产队主要是种稻田挣工分，打禾时，去时一担肥料，回时一担草；还有对我最有印象并且对我最痛苦的是去上山为队里割牛草，我用手把茅草抓住，手一下去就是割开好多口子，后来，队里人教我首先拿茅草刀把它打下去，然后再用手抓住会减轻被割口子，再就是请假上山去捡杉树柴，我的手也碰得都是伤口，一回到家，洗手时简直是痛得不得了，哭笑不得，受那样的苦痛，是我这辈子都不能忘的。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国家十分重视和关心知识青年的工作、生活和返城问题。到1979年，返城后政府也解决了我的工作，让在我父亲的粮食系统上班。
现在晚上做梦经常会出现那几年在农村种地的场景，不是怀念，是难以忘却的那个日日夜夜。知青故事承载着一段历史，是刻骨銘心的记忆。知青的往事总是萦绕在我的心里。渐远的往事，是我亲身经历而不能忘怀。
作者简介：曾青莲,女,1950年4月出生, 武冈城东区粮站退休职工，1968年下乡至新东公社新东大队，1979年招工返城。曾任武冈城东区粮站豆腐加工员、猪场饲养员，分库会计、百货营业部主管。
1966年5月，中国开始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紧接着8月份出现了全国大串连，那年我初中还未毕业，学业就基本停顿；9月5日，中共中央发出通知，凡去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外地高校革命学生、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，要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。我所在的武冈文革中学（现名武冈十中）也组织了一批学生参加革命串连，带队老师说准备带我们去长沙取经。开始我们带着被子和生活用品，后来发现沿途有安排吃住，就暂寄放在当地。我们去了洪江、安江、韶山，沿途有一些男生思想品质不怎么纯洁，到哪里都拿东西。当时我们都是全程走路，大家的脚都起了血泡，后来我和几个女知青的脚严重地疼痛难忍，没办法只好转坐车“打道回府”，就没有去成心仪已久的省城长沙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算是前半辈子的一件憾事。
1968年11月1日，我插队下放来到新东公社新东大队第六生产队，投靠落户在我姑父家。第一天我们十多个人在公社报到，公社杨秘书热情的接待了我们，并告诉我们“来到了这里，就要安心和农民们打成一片，学习他们的农业技术，同时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到时候还要组织你们开座谈会。”
第二天，姑父和姑妈对我“约法三章”：政治上要高度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；劳动上虚心地向有经验的社员请教；生活上（含作风）要艰苦朴素，与同龄男性说话处事要注意“分寸”……他们对我订立的章法与爸妈对我的叮嘱是同一个“版本”呢！我一边听着，一边像鸡啄米似的不停地点头。
那时，姑父是生产队里会计，掌握着队里的“经济大权”，表哥去当兵了，我便和表嫂做伴，晚上一张床睡觉。姑父家里有很多旧报纸，就成了我的“精神粮食”，有空时我会翻看报纸，好文章我还抄写在《学习笔记本》里，早上和晚间也会拿广播筒给社员们读报纸新闻，参加文艺宣传队，在队里老乡结婚、老人祝寿时，给他们唱歌跳舞表演节目，“闹热闹热”，增加喜庆的气氛。
那个时候，每天早晨都要在我姑父家堂屋里的毛主席像前，做早请示、晚汇报。当时的口号是我们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在人民中间“生根开花”。
当时的主要农业劳动是挖红薯、种麦子、割牛草。在挖红薯时，记得天气有点冷，早晨地上有“白头霜”。我和表嫂以及其他社员一起去挖红薯，当时我也会使锄头，但也不算“通行”，高高地扬起锄头，一锄挖下去拉出来，红薯“开肠破肚”。队长告诉我说，红薯被挖烂了，下窑就不好保管，他要我把那藤蒂子去掉，待我把蒂子去掉后，结果满手都是那红薯的白色粘汁，不久变得像涂了黑油漆似的，一时洗也洗不掉。真的是，一双手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，令我不禁想哭。
挺有趣的是有一天，与女社员在事先挖好平整过的旱地里种麦子，工地上自找“对象”做搭档。于是，我主动找表嫂为伍，一个用锄头抽麦子行间，一个用手点播麦子种粒。我在抽行间时，根本不知道在窄狭之处要打“短脚”，再者没有把握好定力，打不直行间，姑妈见了，她板着脸说：“莲妹子，人长得乖乖态态（漂亮），抽起麦子行却弯弯曲曲像条龙！”。一时弄得我十分尴尬。我只好与表嫂交换了角色，来点播麦子种粒。
常言道：“熟能生巧”。凡事熟练了事，就能找到窍门。抽不直麦子行间，我很不服输，不甘示弱。记得那天中午，我草草地吃了几口饭，便背着锄头在姑父家屋门前的禾堂坪里反复比试。下午，我执意地要握锄抽麦子行，比起上午事半功倍，行距适中，行子被我抽得笔直。其时，姑妈走过来满脸露着笑容夸奖道：“莲妹子，还是你咯个有文化知识的人，接受能力强！”。这次，我好像是为姑妈争光似的，晚上姑妈在做饭菜时，还特意地“奖励”了我2个荷包蛋。
1969年9月，我转到我母亲和妹妹的下放点，也是父亲的籍贯地——头堂乡白羊村景福亭生产队。在那里种稻田和麦子，在山坡地开荒种玉米、葵花籽。我做为女劳动力一天挣5个工分，男劳动力一天挣10个工分，10分才算一个劳动日。由于我家族的成分是小商，大家庭成员在队上也多吃了些苦头。
1970年，我去参加了三线建设，在新晃会战湘西铁路。那个年代，我们修铁路，是用人工一担一担的把线路的土移走，最终移走了一座一座山丘；路基是人工一锤一锤的压紧的，一边喊号子一边用台锤打。在三线的时候，我发了一次病，就是胃痛得不得了，整个人在床上打滚，一只手按住胃部，整个人都在发抖；后来，是同行的几个同志把我用担架抬到师部医院，给我注射了什么药，吃了几片药就感觉舒服了，好多了，不痛了。
1970年，我又参加了武冈威溪水库的修建。该水库是1965年10月动工，1973年1月基本完工的。我在那里呆了约半年，平时住在蔡家塘老百姓家里，一群知识青年打地铺睡觉。
我虽然离开了姑父家，姑父姑妈对我的关心不是女儿胜女儿，居然还“包办”起我的婚姻。姑父有一位姐姐嫁到城步威溪冲（后来因修建威溪水库被政府搬迁到武冈），生有三个儿子，个个聪明能干，知书达礼。长子当干部，次子做教师，三子在首都北京当兵。姑父反复权衡，我与其小外甥“门当户对”，十分般配。于是，他私下里约了二个大外甥来“考察”我。那天清早，姑父要我去他家吃饭，上午九时许，一位着中山装的“王干部”带着一名同事来找刘会计来谈“人事工作”，对我问这问那。后来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呀？怎么那位“王干部”，竟然是我对象的大哥呢！最后，才完全明白了姑父用心良苦。我与那位“兵哥哥”相恋一年后结为伉俪。
婚后，我在生产队主要是种稻田挣工分，打禾时，去时一担肥料，回时一担草；还有对我最有印象并且对我最痛苦的是去上山为队里割牛草，我用手把茅草抓住，手一下去就是割开好多口子，后来，队里人教我首先拿茅草刀把它打下去，然后再用手抓住会减轻被割口子，再就是请假上山去捡杉树柴，我的手也碰得都是伤口，一回到家，洗手时简直是痛得不得了，哭笑不得，受那样的苦痛，是我这辈子都不能忘的。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国家十分重视和关心知识青年的工作、生活和返城问题。到1979年，返城后政府也解决了我的工作，让在我父亲的粮食系统上班。
现在晚上做梦经常会出现那几年在农村种地的场景，不是怀念，是难以忘却的那个日日夜夜。知青故事承载着一段历史，是刻骨銘心的记忆。知青的往事总是萦绕在我的心里。渐远的往事，是我亲身经历而不能忘怀。
作者简介：曾青莲,女,1950年4月出生, 武冈城东区粮站退休职工，1968年下乡至新东公社新东大队，1979年招工返城。曾任武冈城东区粮站豆腐加工员、猪场饲养员，分库会计、百货营业部主管。
